“我們這一代人終將感到悔恨，不僅因為壞人可憎的言行，更因為好人可怕的沉默。”這是馬丁·路德·金的名言，出自《伯明翰監獄來信》(1963年)。此言在中國引用率極高，有時還被改頭換面，以適應中土的氣候，如最常見的這一版：“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沉默。”無論翻譯的版本怎么變異，批判的方向卻始終不易：好人的沉默。
有待追根究底的問題，不是事實，而是事實背后的成因：面對壞人的囂張，好人為什么沉默，正如面對明目張膽的謊言、慘無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惡，國人為什么旁觀，無動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默默扭過頭去，假裝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
流行的答案：因為恐懼。的確，不論是納粹的焚化爐，還是紅衛兵的皮帶扣，不論是獨裁者的槍口，還是暴民的鐵棍和匕首，施暴之時，都會讓觀者感到恐懼，脊背發涼，手腳發軟，面無人色，肝膽俱裂。趨利避害，可謂人類本性。在殘虐的暴行面前，我們往往自顧不暇，自求多福，如何能挺身而出，義助受難者呢;我們暗暗祈禱，施暴者兇惡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們身上超過一秒鐘;我們愿以旁觀與沉默，換取暴力的豁免，只是，最終能否豁免于暴行，并不取決于我們的意愿，這本不是一場平等的博弈，旁觀與沉默，只可能使我們手中的砝碼越來越輕，施暴者手中的權力越來越重。
用恐懼的心理為沉默辯護，正如用人性的幽暗為恐懼辯護。然而恐懼與沉默的關系不止于此。如《房間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作者、美國社會學教授伊維塔·澤魯巴維爾所指出的那樣：沉默不僅是恐懼的產物，它還是恐懼的重要來源。質言之，恐懼導致沉默，沉默加劇恐懼，同時，沉默深化沉默，恐懼深化恐懼。這應該不難理解，想象一下，當暴行發生，觀者茫然失措，冷眼相待，沒有人吶喊，沒有人反抗，近乎死寂的沉默，必將使暴行愈發肆無忌憚;暴行的猖獗，必將加速恐懼的彌散與傳播。
除了恐懼，沉默如瘟疫一般蔓延，還有一個原因。我們都聽過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裝》，為什么最后站出來指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會是一個孩子呢?澤魯巴維爾認為：“這一點很難被稱之為巧合，因為社會習俗告訴我們不要去關注不該關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還未曾學會該社會習俗的人。”我們該關注什么，不該關注什么，該在什么時候沉默，什么時候說謊，什么時候呼喊口號，什么時候歌功頌德，早已被權力規訓、洗腦、潛移默化，我們頭腦的形狀，早已由權力統一鍛造，都是方形，抑或都是五角星。在此，沉默，以及支配沉默的思維，都出自權力的指令，與對權力的順從。當然這依舊可以歸結為對權力的恐懼，不過，當恐懼權力成為一種傳統、一種習俗、一種模式，恐懼便不再需要理由，不再需要追問“為什么恐懼”，唯一值得我們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此間的沉默，則是一種合謀，既是沉默者與權力的合謀，也是沉默者之間的合謀。“說話只要有一個人發聲就可以，沉默卻需要所有人的配合。”(羅伯特·e·皮滕杰)沉默因此成為了一種集體行為。集體沉默不僅會強化個體沉默，還可以庇護個體沉默，個體將從巨大的集體那里尋找保持沉默的理由，并在問責之時，將所有的罪孽都推向集體，所以出現了那句西諺：“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在此情境之下，個體要打破沉默，不止要戰勝自身的恐懼，還要沖決集體的網羅。這注定了吶喊者的命運，不是被視為叛徒，就是被視為瘋子(狂人)，他們最大的敵人，有時不是權力者，而是身邊的看客。基于此，沉默者往往被指控為邪惡的幫兇與同盟：不僅默許、縱容、鼓舞暴行，還在解構對暴行的反抗。
這正可以解釋，為什么對“好人的沉默”的批判，要先于“壞人的囂張”。模仿澤魯巴維爾所的語氣：“好人的沉默”不僅是“壞人的囂張”的產物，還是后者的重要來源。
第三個原因，當沉默者不甘沉默，試圖發聲，卻無奈發現，自己失語了，他們的喉嚨，被鉗制太久，已經喪失了自由言說的功能，他們所吐出的話語，都是歷經權力過濾與改造的謊言，要描述自由、真相，卻無詞可用，無以名狀，只能感知，無法言說，這不是得意而忘言，而是沉默的代價。此刻的他們，哪怕張大了嘴巴，喊破了嗓子，卻與沉默者無異。
除了自由言說，公共言說亦復如是。幾乎所有的強權者，都企圖壓縮公共空間，將民眾孤立為原子，因為一般而言，個體反抗對政權的沖擊和破壞，遠遠小于群體反抗。公共空間的喪失，不但導致公德被敗壞，還導致公共言說被扭曲，縱使經過數十年的重建，公共人的言說方式還嚴重依賴私語體系，混淆公私，無時不在，公共說理，亟需補課。
這三點，尤其是前兩點，大抵可以詮釋“好人為什么沉默”。明乎此，才能更進一步，來探尋怎樣打破沉默。竊以為，只要沉默者擁有最起碼的良知和理性，他們便會不滿于沉默的狀態，他們應該認識到，沉默暫時是沉默者的通行證，卻終將是沉默者的墓志銘，當暴力與罪惡大行其道，哪個沉默的旁觀者能夠保證，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呢。還是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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