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魏晉陶淵明的《飲酒》詩也有散文《桃花源記》的田園意境，古代的不少詩詞大家如王維、孟浩然、蘇軾等都有類似的杰作。美國作家亨利·梭羅的作品《瓦爾登湖》“不謀而合”，也給我們恬淡、自然、智慧的境界。
不謙虛地說，在求學、工作生涯中，也涉獵不少外國作品，特別是名著，但由于結構組織形式、語言習慣和翻譯水平參差不齊等原因，對譯作總抱有“敬畏”的心態。如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主人公起床穿衣，動作、環境、心理活動等就寫了兩三千字，當然是為塑造人物性格、展開故事情節的鋪敘，也突出了作家的才華，但讀起來卻“味同嚼醋”;再如，由于“海闊地遙”等原因，對南美的歷史、文化等“一知半解”，對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杰作《百年孤獨》的重大意義始終參悟不透。再如酷愛的托爾斯泰晚年的巨著《復活》，讀過三個版本，情節故事都如出一轍，但女主人公的名字卻有三種譯法:芭絲洛娃、拉絲洛娃、馬絲洛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作品的認知。但《瓦爾登湖》幾番讀來直如清風撲面，卻無絲毫“敬畏”之感。
書的緣起是這樣的:一百六十多年前，一個哈佛大學的28歲的畢業生亨利?梭羅(終身未婚)獨自一人來到距出生地康科德兩英里的瓦爾登湖畔，自搭一間小木屋(花費共計28、125美元)，自食其力，開始了他隱居山林的簡樸、孤獨的生活。他與森林為友，與動物為伴，聽鳥鳴，捕活魚，洗“湖澡”，親自勞作耕種。在這一人世界中，除了必須的勞動，他的剩余時間就用來觀察自然，思考問題，分析生活，評斷價值，批判習俗，探求實實在在的生活，體驗個人生活和精神的“冒險”，思考艱澀難懂的哲學思想。兩年后，他回到文明世界，為我們留下了一本寧靜、恬淡、充滿智慧的書——《瓦爾登湖》。
這本書寫于19世紀中葉，正是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的“黃金期”，在當時的背景下，社會上“利益熏心”，人人想盡一切的辦法來使自己，獲得更高的權利和更多的金錢。工業文明、喧囂富裕著人類，也擠壓著人類、侵蝕著人性、腐蝕著心靈。而梭羅依然把喧囂和繁華置身事外，單身只影跑進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讀罷此書，腦海中隱隱出現了一個頭戴草帽、短褐穿結、帶月荷鋤、“斜風細雨不須歸”的人的形象，也正是我們中國古詩詞的恬淡的田園生活，自然的境界。梭羅一生不喝酒、不抽煙，沒有任何惡習，他宣稱“我最大的本領是需求很少”。正如他的摯友愛默生所說“他在短短一生中已將這世界上的可能性用得淋漓盡致。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學問，有美德，有美，他會找到一個家”。
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是人生的大智慧。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各種誘惑層出不窮的時代，保持亨利·梭羅那種恬淡、自然的生活意境實屬不易。不少瞠目結舌的事實就擺在眼前:東北一位貪污案件涉案人員竟達452人;一位貪官貪污標的竟達24億;一位董事長的情婦一屋子坐不下——許多人在各種欲望面前往往自拔不能，甚至深溺其中。
“一屋之不掃，何以掃天下”。許多人也時時盼望“淡泊、寧靜、智慧”，但卻處處不得要領。淡泊、寧靜，自然要從小事做起，從身邊做起。今年8月，國家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切實培養節約習慣，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古往今來，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不可能人人“隱居”深山老林，不可能都歸居田野“悠哉悠哉”，但從一粥一飯做起總是輕而易舉，具體是愿不愿做，能不能堅持做。這也是一種文明。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剛參加工作去上海出差，見到上海人飯后“打包”，暗笑發達地方的人真小氣，不嫌寒酸。不久，我們外出吃飯也自覺地“打包”了。其實，這是一種節儉習慣，一種文明形式，在西方發達國家如德國等就很流行。現在提倡用公筷，也是一種文明和進步。
子曰:“過猶不及”。提倡《瓦爾登湖》中的境界不是反對正常的、必要的消費，重新回到“結繩記事”的遠古時代，人人“茹毛飲血”，“刀耕火種”。清道光皇帝上朝還穿帶補丁的朝服，朝中大臣競相模仿，整個時代透出幽幽的戾氣。果然，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簽訂了--中華民族逐步墜入多災多難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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