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映蘭考扶貧的電影《千頃澄碧的時代》近日首映。影片在蘭考的焦桐廣場開拍，讓人又一次想起一個光輝的名字——焦裕祿。
焦裕祿是上世紀60年代初河南蘭考縣的縣委書記。蘭考位于豫東沙區，是黃河故道上一個老災區，經常受內澇、風沙、鹽堿“三害”的嚴重肆虐。1962年底，焦裕祿就任時，正是這個地區遭受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較嚴重的一年。他與蘭考人們同甘苦共患難，帶病堅持工作，查風口、排內澇、治鹽堿，1964年5月14日，因病重去世。當時的河南省委、開封地委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同志學習。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發新華社記者穆青（時任新華社副社長，后任社長）、周原、馮健采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并配發評論，號召向焦裕祿學習。毛主席親切會見了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鳳。從此幾十年，中國大地上多次掀起了弘揚焦裕祿精神的熱潮。焦裕祿成為干部的好楷模、人民的好公仆、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精神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寶貴的財富，成為推動整個國家事業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成為加強黨性修養、改進干部作風的有力思想武器。
今天，重讀《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鮮明的感到它蘊藏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堅持了新聞采寫的根基——實事求是基礎上的真實和客觀。
首先，實事求是的采寫了焦裕祿的光輝事跡，著重表現了他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風貌。我看過穆青的一篇采寫過程的回憶文章。原來，他們幾名記者到河南不是計劃采寫焦裕祿的，但聽說他的事跡，覺得很有典型性，就臨時改編行程，深入蘭考的田間地頭，踏實采訪，如實的塑造了焦裕祿這個光輝形象。劉俊生（時任蘭考縣縣委宣傳干事，隨焦裕祿多次下鄉，并參加了記者采訪座談會）回憶中寫道：“介紹情況的人說一次哭一次，記者也痛哭流涕，幾次擱筆記不下去。”
穆青等同志后來重訪蘭考，又采寫了《人們呼喚焦裕祿》等文章。作為河南老鄉，穆青還把孩子送到蘭考體驗生活。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后，就像一顆中國上空炸響的精神原子彈，迅速引起了劇烈震撼，“焦裕祿”這個名字叫響全國。習近平總書記深入蘭考視察時，號召新形勢下，繼續弘揚焦裕祿精神。他深情回憶：“《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刊登那天，正上初一，政治課張老師給我們念了這篇通訊。我們當時幾次都泣不成聲，深感震撼。任福州市委書記時，還為學習焦裕祿填過一首詞。，在《福州日報》發表。焦裕祿精神對我影響很大。”
其次，實事求是地“剪材。”焦裕祿的事跡極其繁多，難能可貴的是，穆青等記者憑著可貴的黨性修養和做人的良好品格，慎用手中的筆，精心選材，給人們留下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人物形象。焦裕祿來蘭考工作期間，正是“左”傾錯誤盛行的時期，“階級斗爭”開始“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作為縣委書記，一級黨組織的“班長”，焦裕祿必然要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抓生產救災的同時，也必然離不開階級斗爭。我的岳父岳母都曾是蘭考的基層干部，聽過焦裕祿的講課。
我問過他們講的什么，他們肯定的回答：“階級斗爭。”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作為記者，我采訪過已經退休的穆青同志。他說，文革中挨批斗，《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罪狀”重點兩條，一是文章為什么不寫焦裕祿抓階級斗爭，二是寫焦裕祿逝世后，枕頭下有兩本書：《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什么有劉少奇的著作。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篇長篇通訊，沒有寫焦抓階級斗爭、兩條路線斗爭，正是它的高明之處，使它至今還有現實意義，如果那么寫，今天還能重看嗎？還能選進中學課文里去嗎？也許焦裕祿這個形象就會像許多歷史人物一樣，早就“默默無聞”了。
最后，實事求是的評價。焦裕祿在蘭考僅僅工作了470多天，即使他再“拼命”，蘭考的經濟和社會面貌不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就像他的遺言：“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當時，接替焦裕祿的縣委書記周化民就和回蘭考審稿的記者周原發生了爭吵，認為對蘭考的面貌描寫應該更慎重。通訊也把“已經”等詞改成了“正在”等。應該更真實地說：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實行了“大包干”，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開放，蘭考人民才真正扔掉了要飯棍，焦裕祿心中的藍圖才真正實現!
熱門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