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走到哪里，
總有些痛苦到想抱著酒瓶哭一整夜的時候，
總有些再也不想打交道的人。
可是，哭著說要放棄之后，
還是會對著鏡子把眼淚擦干，
說沒事，總會好起來的。
讓這個兇狠的世界里打拼，別忘了提醒自己：
再女人一點，再美一點，
再無情一點，也再多情一點。
我有個習慣，無論去南半球還是北半球，無論去出差還是旅行，我的旅行箱里，一定會有一雙高跟鞋。就是那種尖頭的，細跟的，簡簡單單的款式。
甚至在Skype上和世界各地的教授開會的時候，盡管他們看不到我的全身，我每次還是會換好襯衫、裙子，穿上一雙好看的高跟鞋。
這是我曾經的一次“狼狽”，教給我的事。
畢業后，我來到一所大學的播音專業做老師，一做三年。工作漸有起色，我參與編寫的第一本書即將出版，教研室負責人的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軌，第二年就要躋身副教授。
一切都在慢慢好起來，而我在這個時候，被派了一份交流活動的活兒。
這個活動聽起來還挺簡單的，我負責帶隊，帶幾位老師去北京的高校和媒體看一看，學習一點新東西來豐富教學；北京行程結束之后，我再去上海參加一個行業峰會，我們的一位教授會做份量很重的演講，我只要跟著感受下，再拍兩張照片就可以了。
卻沒想到，實際的行程狀況頻出。
首先是主持人臨時有事，我焦頭爛額地在陌生的城市狂打電話、四處求援，最后還是靠著點小運氣，聯系上另一個節目組，解了燃眉之急。
接著是我們此前未考慮到的交通問題。因為高校的報銷制度特別嚴格，在能使用公共交通的情況下，是不能打車的，我也因此有幸感受了北京地鐵早高峰的盛況——我們五個老師，等了三趟地鐵，只有最瘦的一個女老師擠上去了，但是幾秒鐘之后，她又被擠了下來。
我給我的直系領導打電話，請示他在帝都可不可以特事特辦。他用被窩音戲謔地說，“不可以打車哦，一律不給報哦。你們真是悠閑慣了，不知道趕早一點的地鐵嗎？”我看了一眼時間，那時才不到早上7點。
三天時間里，我們要跑十幾家媒體還有兩所高校。行程太緊，交通太差，大家只能將時間壓縮到極致，甚至晚上時，都是一邊上傳當天的錄音和采訪筆記，一邊隨便吃點東西的。團隊里都是女老師，她們都特別給力，吃得住得差一點，大家也都諒解我這個帶隊的，只是很拼地與我一起，把事情做好。
總算挨到北京之行終于過去，就在我以為快要解脫的時候，另一個突發事件砸了過來：那個原定與我一起去上海參加峰會的教授臨時有事，無法去參加了。
但是他的發言舉足輕重，直接關系到整個大會的專業度，這個發言環節也不能直接取消。主辦方和教授直接聯系過后，雙方商討出了一個解決方法：讓我來發言。
我聽到這個方案的時候，在中傳后身的西街上，驚得手里的肉夾饃都掉了。
要知道，這是一次規格很高的行業峰會，屆時商務部和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幾位司長均會出席并發言，除此以外，參與的還有行業內幾家龍頭企業的老總。以我的資歷，無論如何也是站不到演講臺的。
然而主辦方和教授的理由也很充分：教授計劃演講的內容是行業分析報告，他也正在編寫一部相關內容的著作，而這本書是由我們兩人來合作的。書稿當時已經完成了大半，即將于次年出版。由我代替教授發言，轉達他的主要觀點，再合適不過。
而且，這個時候離演講只剩不到30小時，也確實找不到更合適的人來代替了。
在北京工作結束的第一時間，我把資料和設備交給團隊的其他老師，就踏上了去往上海的班機。
傍晚時分，我拖著行李箱到達會議所在的酒店時，SMG的數輛大型直播車已經到位，大搖臂正在搬運，記者和編導緊張地商量著第二天報道的內容。掛著會議工作證的人在酒店大堂走來走去，他們端著咖啡或紅酒從我身邊走過，用韓語說說笑笑。一切都像極了韓國偶像劇里面，為了烘托男一號出場而安排的場景。
我來不及感慨，來不及吃會議安排的歡迎晚餐，就鉆進房間，準備第二天演講的內容。
教授此前只是大致說了他的看法，具體的內容還需要我自己來組織，以及還需要一份PPT來配合演講。
時間已經只剩下十幾個小時了。我把和教授合作的那本書的部分內容（大概有7、8萬字）全部打印出來，飛快地掃一遍，根據他提示的框架，把相應部分的內容填充進去。由于書稿是用英文寫作，我還需要把它們翻譯成中文，語言也要調整成演講的風格。
為了突出前沿性和專業性，一些數據還需重新更新成最新的版本。最后再根據文稿的內容，快速設計了一份PPT，發給大會組委會。
這些全部忙完，已經晚上9點多了。
此時的我因為連續的高效工作，整個人疲累不堪，額頭像是過度運轉的CPU一樣滾燙。我打算休息下，下樓找點吃的，再回來把發言順一遍。結果剛走到樓下，就接到了我的直系領導，突然打來的電話。
他用咆哮體將我一頓痛斥，起因僅僅是由于，我給教研室的老師發通知時用了微信，而不是電話。
“你只知道參加這種拋頭露面的會議，回來后等著被撤職吧。”他在電話那邊叫囂著。
那時的我正經過SMG直播車，看著車窗玻璃里的自己，蓬頭垢面，還穿著從北方帶來的棉衣棉褲，休閑鞋。在上海深秋依舊20多度的氣溫里，我活像一個看不出性別的小丑。
我走了很多路，挨過了很多時刻，挑過了很多關卡，可是那一個瞬間，我感覺自己快要撐不下去了。
我對領導說：“It is up to you.”然后就掛了電話。
我先去了酒店附近的發型工作室，請發型師幫我打理了一個簡單清爽的發型。
然后我給在魔都工作的一個小姐妹打電話，問她借一身演講的衣服。因為要同時去兩個地方，考慮到走路會比較多，我其實只帶了輕便的休閑鞋和休閑裝，這時才意識到自己有多么的錯誤。
閨蜜家里有一些日常的通勤裝，我挑了一件白色的襯衫，一條灰色的裙子，配了雙平底鞋（她平時只穿平底鞋）。這身打扮出入寫字樓很得體，但如果是會上發言，氣勢上總是弱了些。
那時已是深夜10點，商場已經關門，我根本沒有時間再去買一雙鞋子了。
閨蜜把手機里存的所有做服裝的朋友都聯系了一遍，終于有人愿意幫我一個忙，深夜10點讓我去挑鞋。我們兩個人打車半小時去那家小工作室，挑了一雙高跟鞋。
那是一雙尖頭細跟的鞋子，拼接面料，腳面是酒紅色麂皮，后跟是米色牛皮。凌厲的細跟大概8公分，走起路來卻是穩扎穩打，在軟軟的地毯上也可以腳下生風。
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種特別狠，又特別溫柔的氣質。
我閨蜜評價我：確實有點像個女人了。
女人果然不能沒有高跟鞋。一身簡簡單單的通勤裝，也可以被修飾出經得起大搖臂特寫的氣勢。
第二天，在諸位司長和董事長發言之后，我走上講演臺，在多臺機位的拍攝下，在數百雙眼睛的注視下，完完整整展示了屬于我的20分鐘。
演講出乎意料地成功。茶歇的時候我收到了上百張名片，幾十家企業要和我們合作，中央電視臺的一個頻道總監希望和我們合建實習基地，合作辦學。
我在去火車站的地鐵移動TV上看到了大會的報道，看到了自己的演講。我提著行李箱，素面朝天地看著屏幕里面的那個我，有種恍恍惚惚的感覺。
原來，有些難到想哭的關頭，咬咬牙也就過來了。
回到學校后，我的領導言出必行，果真給學院打了報告，細數了我的各種所謂“罪狀”，要求學院對我降職。
但在那之前，我已經申請到了另一個項目，主動提出了暫時離開。很多人覺得我瘋了，我卻特別踏實地知道，這就是我想要的。
還記得在送別的時候，一位同事酸酸地說，“你真是個幸運的人啊。”
我其實當時愣了一下。幸運嗎？我多得是碰壁碰到灰頭土臉的時候，我走的彎路，可以從北半球一路延伸到南半球，從冬天走到夏天。
但這一切，又真的不是一句話那么簡單。個中的苦辣酸甜，可以再寫幾十個故事了。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走到哪里，總有些痛苦到想抱著酒瓶哭一整夜的時候，總有些再也不想打交道的人。可是，無論如何，哭著說要放棄之后，還是會對著鏡子把眼淚擦干，說沒事，總會好起來的。
我并不認為那次趕鴨子上架的演講改變了我太多。畢竟，想成為什么樣的人，其實早早的就植根于我們的內心了呢。唯一不同的是，我會在每一次旅行和出差的時候，帶一雙高跟鞋。
完成這個故事最后部分的時候，我正在香港飛往墨爾本的航班上。十幾個小時的航班，我特意穿了一雙舒服的懶人鞋，但是小行李箱中有我喜歡一雙尖頭小高跟，那讓我覺得無比心安。下飛機時是澳大利亞的早上6：35。等回去把行李放下，我就要穿著它，趕赴新的目的地。
某種意義上，高跟鞋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態度了。它讓我在這個兇狠的世界里，在打打殺殺的時候，還能提醒自己：
再女人一點，再美一點，再無情一點，也再多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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