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中國人為什么勤勞卻不富有的話題引起了諸多討論。其實,早在1776年,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已對此問題作過探討,我們這里作以轉述。
斯密指出: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斯密這里的最富顯然是指國家的總財富,可用現代經濟學術語GDP來代表。根據麥迪森的估計,1700年,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額為22.3%,1820年為32.9%；而整個西歐的GDP總額在1700年占世界GDP的份額為22.5%,與當時的中國相當,1820年則下降到23.6%,遠遠低于中國的份額。可以說在斯密生活的時代,中國的總財富相當多。
但斯密接著又指出:然而,許久以來,它(指中國)似乎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即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他還說: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于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于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詞。他特別指出: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馬可波羅于十三世紀七十年代到達中國,到斯密生活的十八世紀下半葉,其間,中國的人均GDP幾乎沒有任何增長。
對于中國經濟為什么會出現長期停滯的狀況,斯密也作了分析。歸其結論,在于一點:法律(Laws)和制度(Institutions)的原因。斯密在《國富論》中兩次提到中國的財富在很久以前已經達到了其法律和制度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在斯密眼里,當時中國的法律和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閉關鎖國,鄙視對外貿易。第二,行業壟斷,缺乏公平競爭。第三,合約執行機制缺乏。斯密指出,一國法律如果不強制人們履行契約,那就是一切借款人所處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國家中破產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遠。第四,產權保護不足(歧視)。用斯密的話說就是,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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