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是20世紀世界歷史上、世界軍事史上的壯舉和奇跡,是中華兒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詩。下面是勵志人生小編分享給大家的關于紅軍長征故事精選，供大家鑒賞!
紅軍長征故事精選篇1：紅軍鞋
我們來到大雪山下。當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說除了“神仙”，就連鳥也飛不過去。我們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點神秘可怕。
出發前，上級規定每人要準備兩雙鞋，把腳保護好。
我除了腳上的爛草鞋，就剩一雙拴在皮帶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來，用手掂量著，心頭涌起很多感想。
我們離開老根據地時，舍不得離開那里的親如骨肉的人民群眾。老鄉們的心情也和我們一樣，知道我們要出發，清早就抬著各種慰勞品來送別。一位老大爺拉著我的手，把一雙“紅軍鞋”塞給我。這是雙非常結實的布鞋，鞋幫上繡著“慰勞紅軍戰士”“殺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動了半天才說：“孩子，帶上這雙鞋吧!這鞋一到紅軍的腳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廣，山再高，你們也能把它‘量’完。”我看著老大爺，看著手里的鞋，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從那以后，這雙鞋就掛在我的腰間，成為我最好的伙伴;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它常常鼓舞著我奮勇前進，去消滅敵人。
記得在離開江西的最后一次戰斗中，我的腳負傷了，當時既沒有醫藥，也沒有擔架，我只得每天拖著負了傷的腳，艱難地走著。實在堅持不住了，才第一次從腰間解下“量天尺”，穿在腳上。鞋底軟綿綿的，特別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據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傷痛。不久傷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來掛在腰上。
打遵義縣城，我們連擔任攻城任務。打得正有勁，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細一看，原來從遠處射來的一顆子彈，穿過鞋子，緊挨在腰骨旁的皮膚上。要不是這雙鞋，這顆子彈一定夠我受的。同志們都替我高興，說這雙鞋真是“救命鞋”。
現在要過大雪山了，我拿著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爺說的話，心里充滿了力量。是的，老根據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們就是用這個“尺”。從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來的。今天我們又要用它來“量”這座連鳥也飛不過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們就開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見云霧蒙蒙，山頂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氣突然變了，狂風吼叫，雪花飄飄。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東瞧瞧，西望望，倒覺得蠻有趣。誰知越向上爬，地勢越陡，天氣也越發變壞了。狂風夾著雞蛋那樣大的冰雹，吹打在我們只穿一件夾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樣。我看雪的興致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時，只覺得呼吸緊迫，渾身無力，只要稍微一松勁，腳就抬不起來了，但又不敢坐下來休息。我親眼看見有三個同志坐下來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們再也沒有站起來。我暗地里留著眼淚，懷念著被大雪吞沒的同志，心里十分難受。我是個炮兵，肩上扛著四十五斤重的迫擊炮筒，走起來就更難了。我踏著前面像雪梯似的腳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腳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覺，曾幾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腳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熱勁，好像有許多老根據地的老鄉扶起我，在背后推著我前進。
終于爬過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樹旁邊，低頭看看那雙“量天尺”，沾滿了冰泥，臟得不成樣子，真有點心疼。幸好除了子彈打的那個洞以外，別處還沒有破，我趕忙把它脫下來，磕掉泥巴，又掛在腰上。
紅軍長征故事精選篇2：
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隊伍中，有這樣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著走完長征路，雖然備受煎熬，但仍然樂觀豁達，積極參加宣傳工作，后經周恩來解救才重獲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愷、何香凝的兒子，曾任全國人大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離開上海，帶著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敵軍密碼破譯法手冊，化裝成碼頭工人，從重慶轉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羅世文一起，在交通員的護送下，經過一番周折，在3個星期后，來到川陜革命根據地以“何柳華”的名字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他先后任川陜蘇區省委、工會宣傳部部長，1934年初，調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那時的他年方26歲。
1931年起，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負責人張國燾推行“左”傾路線，他以“肅反”為借口，采取刑訊逼供的殘酷手段任意捕殺黨和紅軍干部，給鄂豫皖、川陜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設造成很大損失。年輕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遭到張國燾的打壓批判。本來張國燾對廖承志帶著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來就心懷不滿，因為中央在信中批評他沒有堅持鄂豫皖根據地。
1934年9月，張國燾等人在四川巴中縣川陜省委駐地后的娘娘廟里，對廖承志進行審訊。因反對張國燾的“左”傾錯誤，廖承志被強加上“特務”的罪名，開除黨籍，囚禁起來內定“槍決”。從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難
當時，鄂豫皖蘇區“肅反”被抓的干部黨員大多都被殺害了，廖承志能夠幸免于難，除了他父母的聲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繪畫才能。鐵竹偉在《廖承志傳》一書中說：“張國燾之所以沒殺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壓力，頂實際、頂重要的還是他會刻蠟版，會畫畫，張國燾在根據地要印行鈔票，都離不開他。”
長征路上，作為“犯人”，被押著隨軍長征的廖承志的處境更是困難重重。他翻越了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折多山，又艱難地走過茫茫的藏族游牧區——甘孜。不僅饑餓、寒冷、勞累折磨著他，“戴枷”長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難以想象。但他始終堅信黨，堅信革命事業一定能勝利，堅信自己一定能獲得自由，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藝，在艱苦的環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始終對黨忠貞不渝，工作一絲不茍。在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前身)工作時，廖承志被抽去搞新聞臺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語言，每天負責把外電翻譯成中文。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都譯6000多字的電文。
1935年，在四川境內，廖承志寫下了《戴枷行萬里》這首詩：
莫蹉跎，歲月多。
世事渾如此，何獨此風波。
纏索戴枷行萬里，天涯海角任銷磨。
休嘆友朋遮面過，黃花飄落不知所。
嗚呼，軀殼任它溝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來
1936年9月，紅二、四方面軍相繼進入甘肅、寧夏。時任副主席的周恩來一直打聽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寧夏同心縣預旺鎮的路上，周恩來偶然碰到被保衛部門看押、隨隊行軍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來，心情萬分激動。周恩來是1920xx年認識廖承志的，那時他年僅16歲，還是個學生。與周恩來一別20xx年，如今他卻是一個被“開除”了黨籍的“犯人”。在這種情況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據廖承志回憶，當時他心想：是躲開還是不躲開呢?旁邊有人押著我，如果我和周恩來同志打招呼、說話，我怕會給他帶來麻煩。我正在猶豫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了錯誤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
張國燾本來當晚想處決廖承志，幸虧足智多謀的周恩來斗爭藝術高超，才保護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為共和國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經周恩來解救，廖承志重獲自由，于1936年12月抵達陜北保安。
作為“犯人”參加長征這段特殊的經歷沒有使廖承志沉淪，他滿腔熱情地擔負起外電翻譯工作。1937年4月，他擔任黨報委員會秘書，參加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雜志，為辦好黨報、黨刊和通訊社做了大量工作。
紅軍長征故事精選篇3：
1920xx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達370萬人。在世界政黨史上，很難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為了踐行和堅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慘烈的犧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還有什么比生死抉擇更大的考驗?為什么先烈們能夠視死如歸，義無反顧?因為他們是頂天立地的人，信仰就是引領他們前進的天，人民就是支撐他們奮斗的地。在世界上，還有什么比頂天立地的人更有力量呢?
照片上的這兩位年輕人，是來自英國的李愛德和馬普安。他們是重走長征路的眾多中外長征愛好者中的兩位。20xx年7月，他們決定效仿一下當年紅一方面軍紅四團從安順場奔襲瀘定橋的速度，因為他們心中始終有一個疑惑：一晝夜240里!24小時之內，一支隊伍怎么能夠長途奔襲這么長的距離呢?結果，他們晚到了13個小時。李愛德解釋說，“實在是太困了，我們在中途的磨西鎮休息了一個晚上。”他們不知道，且不說這晚到的13個小時，即便是他們真的在一晝夜內趕到了瀘定橋，和當年的紅軍奔襲也依然沒有多少可比性。紅軍當年走的崎嶇山路現在已經變成了平坦的公路。紅軍還沿途作戰兩次，消滅了一個營的川軍，而現在自然也不會有人來阻擋他們的趕路。
這實在是時過境遷的兩種歷史空間，由此呈現的也只能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力量。歷史永遠記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個清晨。一晝夜奔襲240里的紅四團的勇士們，搶下瀘定橋，在挽救幾乎陷入絕境的長征隊伍的同時，也創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跡。中國共產黨人生命的力量，來自哪里呢?
1934年11月26日，一個年僅14歲的紅軍小戰士在槍林彈雨中冒死寫下了這句標語，當時他還不知道，為實現這句誓言，他的戰友們將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價!湘江戰役，紅軍長征途中最慘烈的戰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多人。犧牲者中，就有紅34師師長。
湘江邊7天的惡戰，使紅34師從8000多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雖然完成了掩護主力渡湘江的任務，但紅34師也被敵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陳樹湘向全師發布了最后的命令：尋找敵兵薄弱的地方突圍，到湘南開展游擊戰爭;萬一突圍不成，誓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最終，在數十倍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下，紅34師全師盡沒，陳樹湘也在身受重傷的情況下被敵人搜獲。
石馬神村，位于通往道縣縣城的官道旁。當年，國民黨民團士兵就是經過這里，抬著受傷被俘的陳樹湘去邀功請賞。這座只剩下殘垣斷壁的小廟就是陳樹湘犧牲的地方。
斷腸，通常作為一種形象的說法，被人們用來形容極度痛苦。然而，對于陳樹湘來說，這不只是一個文學詞匯，而是一種崇高的選擇，他選擇用這樣悲壯的方式實踐自己的諾言：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這是陳毅在廣東和江西邊界的梅嶺被敵人圍困20多天后，奮筆寫下的“絕筆”詩。死后也要召集那些此前犧牲的舊部，在陰間革閻王爺這個統治者的命!革命和寫詩都到了不要命的境界，這樣的信仰，該是何等徹底的自覺與豪邁。有什么力量可以戰勝這樣的共產黨人呢?
晚年的張學良曾經回憶，當年和紅軍作戰失敗后，他曾經同部下討論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他問自己的將領，誰能在缺衣少食、圍追堵截中把這樣的隊伍帶出來，而且依舊保持著高昂的士氣和強悍的戰斗力?還不早把人帶跑光了?紅軍為什么打不散，散了還會回來，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每一個兵，都信仰他們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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