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腿癱瘓后，我的脾氣變得暴怒無常。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谷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墻壁。母親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當一切恢復沉寂，她又悄悄地進來，眼邊紅紅的，看著我。“聽說北海的花兒都開了，我推著你去走走。”她總是這么說。母親喜歡花，可自從我的腿癱瘓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這兩條可恨的腿，喊著：“我活著有什么勁!”母親撲過來抓住我的手，忍住哭聲說：“咱娘兒倆在一塊兒，好好兒活，好好兒活……”可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后來妹妹告訴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來覆去地睡不了覺。
史鐵生是在21歲時雙腿癱瘓的。就像文章中所寫的那樣，他那時心情無比地糟糕和絕望。
比起邰麗華、姜馨田來，史鐵生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這是一件幸事。但同時，殘疾對史鐵生的打擊又是那么突如其來，不像邰麗華她們，在不諳世事時就成為了殘疾人，有一個慢慢接受的時間。在一個年少輕狂、風華正茂的年齡，陡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擊，無異從天堂墜入地獄，無數夢想、無窮的雄心壯志，都化為泡影，那種痛苦絕望可想而知。
在史鐵生雙腿癱瘓之初，總有人勸他“要樂觀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諸如此類的話語。可是這種話對史鐵生幾乎起不到任何激勵的作用。史鐵生心里說：“開玩笑，你們說的輕松，病又沒得在你們身上。”尤其是在雙腿剛剛癱瘓的時候，生命對于史鐵生幾乎已經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來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當時，大夫告訴史鐵生，他的病如果是腫瘤，可能還有的救，否則，這輩子就得準備在輪椅上過了。于是，史鐵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寫兩個字，一個是腫瘤的“瘤”，另一個字就是“死”。史鐵生用這種方式祈禱，希望把這兩個字寫到千遍萬遍，或許就能成真，不管是腫瘤還是死，都好。到后來，證實了他的病并非腫瘤之后，他就只寫一個字了：“死”。
史鐵生的病根是在18歲時落下的。那時他到陜西延川縣插隊，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燒之后出現腰腿疼痛的癥狀。21歲時，史鐵生因為腿疾而住進了醫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從此，他再也沒有站起來。這件事似乎再一次證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無端癱瘓了雙腿，讓一個本來鮮活年輕的生命，無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卻又總是在脆弱的同時展現出它的韌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緯度地區生長著的地衣，在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依然能夠存活。盡管它的生長速度慢得驚人，幾百年也長不到一個平方厘米，但它卻實實在在地生存著，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質。
人的生命同樣如此。余華寫過兩部著名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和《活著》。在《許三觀賣血記》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許三觀，從年輕到蒼老歷盡艱辛;每逢家庭變故，他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甚至差點為此送命。一次次賣血后，唯一的補償就是到飯館里吃一盤炒豬肝，喝二兩黃酒。在《活著》里，地主少爺福貴的一生中，敗家，中年喪母、喪兒、喪妻，喪女婿，到最后，連唯一的孫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貴伴隨著一頭老牛在陽光下回憶。無論是許三觀還是富貴，他們都沒有明確的生存目標，只因為生命的慣性才活著。不管是屈辱還是風光，不管是甜蜜還是酸楚，生命都在靜靜地活著。生命不是必須承受苦難，但生命確實有足夠的韌性承受苦難，“人間的災難，無論落到誰頭上，只要不死，誰都得受著，而且都受得了”。
對于史鐵生而言，雖然在癱瘓之初，死亡對于他那么具有誘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來，都因為自己依然活著而沮喪;但是，他依然活著。癱瘓后的最初幾年，史鐵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間幾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寫的那樣，暴躁易怒。為了逃避現實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時，他總是搖著輪椅，到那時還人煙稀少的地壇公園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復，耗在這園子里。他去過了地壇的每一棵樹下，無論是什么季節，什么天氣，什么時間，他都在這園子里呆過。有時候呆一會兒就回家，有時候就呆到滿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們可以想見史鐵生那時的孤獨苦悶，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艱難，多么痛苦，生命卻始終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擱。
所幸的是，在痛苦當中，還有親友的愛在支撐他。母親要他“好好兒活”的臨終囑托，一直縈繞在他心頭。史鐵生母親的生命，因為兒子的殘疾，也承受了無數折磨。史鐵生癱瘓時，母親已不年輕，為了史鐵生的腿，她頭上開始有了白發。醫院已經明確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沒辦法治。母親的全副心思卻還放在給他治病上，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
每一回她都虔誠地抱著希望，然而最終，卻總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親終于也絕望了。于是，每次史鐵生要動身出門，母親便無言地幫他上輪椅，看著他搖車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佇立在門前默然無語地看著兒子走遠。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來，看見母親仍然站在原地，還是那樣一動不動地站著，仿佛在看兒子的輪椅搖到哪里了，對兒子的回來竟然一時沒有反應。她一天又一天送兒子搖著輪椅出門去，站在陽光下，站在冷風里。后來，她猝然去世了，因為兒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這是她唯一的兒子，她希望兒子能有一條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沒有能夠幫助兒子走向這條路。她心疼得終于熬不住了，她匆匆離開兒子時只有49歲。
史鐵生在一篇題為《合歡樹》的文章中寫道：“我坐在小公園安靜的樹林里，閉上眼睛，想，上帝為什么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聽見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點安慰，睜開眼睛，看見風正從樹林里穿過。”史鐵生說，正是這樣的愛，耽擱了他的死亡。
無論如何，既然活著，就不免就進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豐盈了，你難免就順水漂流，漂進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風景豁然開朗，心情不由得也就變了。終于有一天，當史鐵生又想到死的時候，心里說：“算了吧，再試試，何苦前功盡棄呢?憑什么我非得輸給你不可呢?”這時候，他已經開始對死亡有一種幽默的態度了。
啟發史鐵生的，是卓別林的一部電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殺，卻被卓別林救了。這女的說，“你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權利不讓我死?”而卓別林的回答令史鐵生終生難忘。他說，“急什么?咱們早晚不都得死?”這句話讓史鐵生心中怦然一動：是啊，咱們早晚不都得死? 死是一件無需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沒有什么解決的辦法?
于是，左右蒼茫、四顧無路之際，史鐵生想到了寫作，想到用筆桿代替自己的雙腿，來繼續人生之路：“寫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懷疑者的懷疑，尋覓者的尋覓……寫作不過是為心魂尋一條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條船。”
當時友誼醫院有位老大夫對他說：“你一生都未必能有這樣閑在的時候，你何不用這樣的時間來讀點書，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緒?”史鐵生說，這話對他來說終生受益。他初中二年級時趕上“文革”，沒有好好讀過什么書，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雙腿殘疾之后讀的。他每天搖著輪椅去地壇，不是讀書，就是思考。作家邵燕華在讀史鐵生的作品時曾不由感慨：“史鐵生的隨筆也讓我拷問起自己的閱讀。說來慚愧，他書中提到的諸多國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鐵生為了生計，在北新橋街道工廠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在這里上班既沒有公費醫療，也沒有任何勞保，所干的活兒是在仿古家具上畫山水和花鳥，有時還畫彩蛋，如出滿勤每月30元工錢，但他為了看書和嘗試寫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來只能領到15元，這活兒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鐵生又患上了嚴重的腎病，這次醫生只給他留下了一個受損的左腎。由于體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辭去了街道工廠的臨時工作，呆在家中一門心思地寫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腎功能受到嚴重破壞，不得不造漏排尿。緊接著，由于肌肉萎縮，血液循環受阻，再加上每天長時間地坐壓，褥瘡發作，前景是敗血癥。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寫作整天臥床……冬天，他那毫無知覺的腿，經不起寒冷，如果凍了，就有壞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熱量只能從上身排出，額頭的痱子從來不斷……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1980年，他創作出的小說《我們的角落》被田壯壯改編成了電視劇，在當時的影視圈引起了不小的轟動;1983年，他創作的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獲本年度“青年文學獎”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獲該年度“作家文學獎”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的小說《命若琴弦》還被改編成電影《邊走邊唱》，經過陳凱歌的精心導演，引起了強烈反響。
苦難似乎還在繼續試探史鐵生生命的韌度。1998年，下肢癱瘓的史鐵生，由慢性腎損傷演變為尿毒癥。從那時起，史鐵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來維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術，把腎部的動脈和靜脈引到表層。透析時需要在三個點輪流針刺。長達9年，1000多次的針刺，使得史鐵生的動脈和靜脈點隆起成蚯蚓狀。體內滲毒的血液從隆起的動脈出來，經過透析器過濾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靜脈回到體內。一個星期3次，在每次4個半小時的透析過程中，把全身的血液過濾幾十遍——這就是史鐵生日常的生活。
史鐵生把自己的身體比喻成一架飛機：
要是兩條腿(起落架)和兩個腎(發動機)一起失靈，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機長會走出來，請大家留些遺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鮮紅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從我的身體里出來，再回到我的身體里去。那時，我仿佛聽見飛機在天上掙扎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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